汤绪：极端气候事件频发，风险应对治理须变革

青对话 · 栏目导读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大气科学研究院汤绪教授接受“青未来”访谈，介绍了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应对极端气候风险治理的雄心何在。以及作为前任联合国气象组织天气与减灾服务司司长，他是如何把“多灾种早期预警”的中国经验带向世界舞台的。

01

不要说气象与天文是冷门专业学科，

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没有什么热门和冷门。

问

您是怎么对气象学产生兴趣的？

我们每天都要和天气打交道。自古以来人类对于天象和大气的风云变化就有着浓厚的兴趣，也对其变化奥秘提出了许多“天问”。小时候我很喜欢看用民间流传的天气谚语编绘的画册，会学着根据云的不同形态，来预测未来可能出现的天气现象，比如像“天上钩钩云，地上雨淋淋”这样的说法。

“钩钩云”其实是钩卷云，这种云常常出现在暖锋或低压、低压槽过境前，预示着阴雨天气的来临

年轻人都是好奇的，我就想去验证一下到底是不是像预测的那样，因此我在高考填报院校的时候选择了南京气象学院。当时这是全国乃至全世界唯一的一所以“气象”冠名的大学，尽管现在改名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成了一所综合性大学，但大气科学仍然是它最核心的一个专业。

不要说气象与天文是冷门专业学科，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没有什么热门和冷门。首先你要去发现和培养自己的兴趣，然后钻进去，就会有海阔天空的发展，为社会做出贡献。

问

作为世界气象组织天气与减灾服务司的前司长，您是如何走向国际舞台的？

我曾经在西北地区的地级市工作过两年，有管理环境、自然资源和城市管理建设等经历，在上海工作期间十分关注把科学专业知识与城市建设与管理的结合，与市民的不断增长的需求结合， 既感到肩负的责任重大，又在工作之中有所收获和体会颇多。

上海任职期间，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形成了很多气象服务方面的新经验和模式，比如城市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这是基于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当时提出的要求，在城市灾害预警方面要加强多部门联动。为此，我们把气象的四色预警系统，也应用到防汛等城市灾害的应急联动体系中，把各灾种的预警与各部门的行动整合在一起，形成了一整套的规章制度。

世界气象组织（WMO）后来还把这个经验收录于“最佳实践案例”之中，并推广这一机遇与模式。这也是中国经验走向世界的一个生动案例。

成都成立全国首个多灾种预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图来源：环球网）

这一经验在上海世博会期间气象保障中的成功应用，为我国的气象工作赢得了很大的国际声誉。我在上海工作的经验，对我后来在联合国特别机构世界气象组织任高级别官员的工作，特别是建立WMO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GMAS）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所在的这个司具体负责防灾减灾相关的气象业务服务计划的组织实施，如天气预报、海洋气象、航空气象、台风防御、气象减灾服务等。

02

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失存在显著增强的趋势，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问

气候雄心峰会上提到的气候紧急状态（climate emergency），和一般公众理解的特大暴雨、持续干旱、寒潮这样的极端天气现象，是一回事吗？这种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的趋势，现在得到科学论证了吗？

应该说有联系，也有区别。人类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一直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而气候变暖引发的一系列灾害事件在全球频繁发生，并且这几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联合国对此有极大的担心。

去年12月12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号召全球进入气候紧急状态，希望各国拿出“更有雄心”的行动，落实《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的承诺，把地球平均气温的升温幅度控制在1.5℃以内。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20年气候雄心峰会上号召全球进入气候紧急状态

今年8月9日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了评估报告《气候变化2021：自然科学基础》并指出，在当前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全球以及区域性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特别是暴雨、高温、热带气旋（台风和飓风）等等，无论是在频次还是在强度上，都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上升态势。

这是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导致了包括全球的水循环等发生深刻的变化，即陆地、海洋及大气等环境里不同相态水的循环交换过程，以及全球的季风环流等发生深刻变化的结果。

而且有数据证明，自从上一次（2014年10月发布的第五次评估报告）评估报告以来，这方面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可信度越来越高。最近世界气象组织出版了一本灾害图集，统计了从1970年到2019年的近50年间，全球极端气候灾害事件导致的人类死亡和经济损失情况。

总体而言，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失存在显著增强的趋势，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因此，应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不仅要对某些类型的气候灾害事件，比如洪灾、热带气旋、飓风或者台风灾害等，采取具体的应对措施，而且要在更深和更广的层面，针对人类该如何适应这样多变的气候，拿出比以前更有力度、更有雄心的减缓计划和政策，来缓和这样的变化趋势和改善恶化的生存环境。

问

极端天气除了造成经济损失外，会对人类健康有什么样的影响？

随着气候变暖，人体会逐步适应这种“暖”的状态，此时一旦气候出现剧烈波动，人体免疫力就会下降，增加疾病负担，诱发或加重各类基础性疾病，甚至会导致过度死亡。一些流行性疾病会在人群中加速传播。有研究表明，病毒性流感的全球性和区域性传播，就和气温的骤降密切相关。

《柳叶刀》杂志的评估报告指出，当前的气候变化，也包括大气污染，所引发的心血管疾病和呼吸道疾病，已经位列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的前三名。还有比如夏季高温热浪，以及伴随的高湿度天气，也会引起人体机能下降，导致热痉挛、热衰竭、热射病等一系列中暑现象的发生。

问

这种极端气候事件增加的趋势，和人类活动之间有相关性吗？

是有关联的，大体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人们大量使用化石燃料。期间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到大气层，因其温室效应使得气温上升，导致地球表面原有的水体形态发生变化，比如极地和高海拔地区的冰川覆盖逐渐融化，改变大气、海洋和陆地上原本的水循环规律，这样就可能会影响全球的降水分布强度和频率等的变化，带来洪涝、干旱等一系列的极端气候现象。

二是大量的森林植被遭到破坏。作为地球的“绿肺”，南美亚马逊热带雨林前几年陆续在发生大大小小的火灾，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管理，森林砍伐量持续增加，导致亚马逊热带雨林的面积不断缩小。

如果地球上像这样的森林植被遭到大面积破坏，就会影响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通过森林碳汇被固定下来和减少的过程，由此会进一步加剧全球变暖，导致热浪、干旱等极端天气的出现更加频繁，而这又会使得森林火灾更容易发生，形成恶性循环。

非法伐木是亚马逊热带雨林退化的重要原因（图来源：The Guardian）

三就是城市化。一方面人类土地利用和活动的范围一直在扩大，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原本的边界被不断打破，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变小，野生动物就会溢出，同时也把过去人们未知的一些病毒带出来，在人群中散播。这有可能会导致疫情的全球的大流行。

另一方面，城市化引起的区域增温和城市热岛效应，使得高温热浪、强降水等极端天气发生的频率增大，也增加了城市洪水内涝的风险。

所以说气候灾害风险和不恰当的人类活动是密切相关的。

03

在城市规划设计以及管理运营的过程中，我们都要有风险意识，要对可能发生的风险，考虑备份设施等备份资源，留出冗余，不能仅仅考虑经济效益。

问

从打造“韧性城市”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怎么应对气候灾害？

在韧性城市建设方面，上海在全国是领先的，甚至有很多经验在国际上都是先进的。韧性城市的建设是多层面的，包括灾害的应对准备能力、城市的法律法规建设、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和运行管理、社会风险规避能力建设、公共卫生管理等各方面。

特别是像这次疫情，这种自下而上的基层社区管理，全世界没有其他像中国做得这么好的国家，而上海也是在全国做得最好的城市之一。在基层管理方面，上海有一个经验已经推广到全国各省了，叫做网格化管理，全上海现在有覆盖市、区、街镇三级的“1+3+N”网格化信息管理。如闵行区现有责任网格835个、责任块（段）5589个，形成“区-街镇-责任网格-责任块”四级网格长。

上海市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系统（图来源：第1财经）

这种灾害应对的基层组织形式对及时把握城市脆弱性和暴露度信息非常重要。比如前段时间纽约经历了历史性的暴雨天气和洪灾，全市进入紧急状态，但洪水来临时却没有人去敲门提醒社区居民，生活在地下室的弱势群体在面对这样的灾害的时候，人身安全就得不到保障。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风险管理，在这方面我们的教训也有很多。比如2012年北京特大暴雨导致城市下沉立交积水，路面交通瘫痪，车辆漫顶，几十人罹难；然后再看今年7月20号的郑州暴雨，城市下沉式立交和隧道交通也发生了一系列的悲剧，造成人员伤亡，这些都是伴随现代化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产生的风险。如何去应对这些风险，要在城市韧性建设中予以完善。

2012年7月21日北京遭遇61年来最强降雨，人们在抢救被雨水淹没的汽车（图来源：新华社）

我相信随着全球范围内极端暴雨天气事件频发，包括上海在内的国内城市在这种下沉式立交以及隧道交通系统的建设和风险管理上，会不断完善相应的规章制度，并定期进行防灾减灾演练。

所有这些方面，都是城市韧性建设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城市的规划设计、发展以及管理运营的过程中以及人们生活的细节中，我们都要有风险意识，要对可能发生的风险，考虑备份设施等备份资源，留出冗余，不能仅仅考虑经济效益。只有这样，城市的韧性建设才能真正到位。

问

郑州暴雨对于城市应急管理有什么样的教训？

回头来看，发生像郑州暴雨这样不可抗拒的极端天气灾害时，我们其实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当遇到不可抗力时，现场的运行和管理人员应该是第一决策者和行动者，要马上采取行动转移人群，这样就不会酿成后面的悲剧了。我们十分欣喜地了解到，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制定并下发相关文件，补上重特大灾害现场应急管理的这一“短板”。

今年7月20日郑州遭遇特大暴雨，郑州地铁严重积水，导致12人遇难（图来源：央视新闻）

城市管理人员要有这样的一种意识，要以少造成人员伤亡作为首要目标，我们的各项基础设施、城市生命线工程，都要以生命优先的指导原则来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处置和应对。

在灾害风险应对问题上，细节是魔鬼，细节决定成败。

问

现在应急管理部门的角色定位应该是什么？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国家高度重视应急管理工作，专门设立了应急管理部，各省、市一直到县都成立相应的应急管理部门。但这并不等于说，今后一切突发事件，统统都是这些部门的事。

那应急管理部门主要起什么作用呢？他们在平时就要预判到有什么样的风险、潜在的危机和灾害，并提高各行各业和全社会的认知，鼓励和监督各行各业风险应对能力的提升、方案的制定和平时的演练。当灾害来临时，我们全社会各行各业在行动上和意识上就能早有准备，各部门、各行业才能各司其职，在物资、规章、预案、演练等各方面落实到位。

不同的灾害事件，比如气象灾害、地震灾害、疾病疫情，或者技术原因导致的灾害，像核电站泄漏等等，应该都是相关部门在应对，但如果事态扩大，影响到整个城市、社会的正常运转，这时就应该由应急管理部门介入管理，起到总体协调、宏观指导的作用。

这里我们有两点认识。

第一点是现在我们的生存大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未来各种风险会越来越多，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中，我们要有风险防范的意识。

另外一点是，由于我们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会产生我们以前没有预计到的新兴风险。而基于我们过往的认知建立的风险防范机制和运作模式，可能就会失效或者效率不高，对此，我们要引起高度重视。我们过去可能不会去考虑这样的小概率风险事件，但这两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加考虑，可能就会变成我们需要马上面对的问题。

比如我们需要提早关注在野生动物或者家禽家畜之间传播的疾病，通过风险防控机制提前守住病毒跑出来在人畜之间传播的关口。针对可能发生的新兴风险，如极寒天气对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的影响问题等，我们的应急管理也应该给与高度关注。

问

新冠疫情的防控，对于我们今后应对极端气候事件有什么样的指导意义？

新冠疫情和极端气候看似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我们现在也没有明确的科学事实来证明疫情的起源和发展跟气候变化有直接的关系。它们属于不同的原发性风险，都会在人群中造成极大的恐慌和混乱，影响人类社会的正常运转甚至未来的进程。

这些原生性灾害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不像多米诺骨牌，是简单的线性效应，而是一个发散的、复杂的、交互的非线性相互作用的过程。当不同的风险事件叠加在一起时，产生的超级链接的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比如郑州7月20号发生了暴雨洪灾，紧接着又爆发了一轮新冠疫情。而通常大灾之后人们的免疫力是下降的，所以古人说，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当然这个不是指新冠疫情，是病死腐烂的家畜身上的病毒病菌在人群中传播开来。这时候如果不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那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另外新冠疫情防控必须要保持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距离，因此人群的活动强度必须要限制在一定程度，这就会对灾后恢复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可能就不能采取传统的救灾形式了。

04

气候变化问题，不仅仅是环境问题、碳排放问题或者是能源问题，更是影响一个国家未来经济的发展与生存的问题，涉及到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全方位的深刻的调整。

问

国际气候领域是不是相对比较容易形成合作，没有太多的政治博弈？

这分两个层面。一方面是对于气候变化科学事实研究的交流和分享，世界各国在这方面是有共识的，合作得也很好，特别是刚才提到的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这是由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署共同建立的一个注重科学事实分析的机构。

但在具体落实一些以科学共识为基础的行动时，国际上是有不同观点的。以中国为代表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认为，当前的气候变暖主要是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工业化国家大量使用化石燃料，使得二氧化碳等长生命期的温室气体大量排入大气造成的，为此发达国家应当负有主要责任，必须承担起减排和帮助发展中国家的责任，无论是在资金还是绿色技术的分享等方面都应该起到带头和表率作用。但近年来，这方面的国际谈判举步维艰，西方国家做得还远远不够。

发达国家的“承诺”（图来源：观察者网）

尽管当前在温室气体总量上中国是一个排放大国，但是我们的人均排放量是比较小的。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对于应该要做的减排工作绝不推辞，已经明确提出了到2030前实现碳达峰和到2060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体现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与姿态。

问

您是怎么看待“双碳”问题的本质的？

一方面，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能延续高投入、高能耗的传统发展模式，而是要强调高质量绿色发展，要减少污染环境和高耗能产业的投入，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推进过程。不是光是政府部门要采取行动，企业也要有贯彻和落实的共识和行动，这是在我们倒逼自己，走转型发展这一条必由之路。

另外一方面，西方国家的发展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他们也在寻找一种领先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以便让他们在所有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始终走在前面，同时不影响其市场环境。气候变化对整个地球健康的影响就是一个重要的命题。

现在我们看新闻，很多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表面上不反对经济全球化，但是他们强调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要对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各种产品进行全生命周期的“品质”跟踪和审查——产品原料的开采过程是不是绿色的？加工生产过程是不是绿色的？运到目标消费国的运送过程是不是绿色的？只有这些过程符合他们的“绿色”标准，产品才能享受一定的关税贸易优待。

欧盟生态标签也叫“欧洲之花”，是欧盟委员会于1992年建立的一项自愿性生态标签计划，在欧洲乃至全球范围内得到认可

欧盟刚刚提出了一个关于“碳边境调整机制（CBAM）”，就是要对进入欧盟的产品征收边际碳税。CBAM就是指在实施国内严格气候政策的基础上，要求进口或出口的高碳产品缴纳或退还相应的税费或碳配额。推行CBAM主要理由是减少碳泄漏，维护其境内企业的竞争力。这是国际气候谈判中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欧盟碳边境调整机制原理（图来源：能源基金会）

这个过程甚至还会政治化。比如说新疆棉花事件，就是其在棉花全生命周期的追踪过程中，他们认为我们新疆棉花的生产过程是有污点的，这个就是妖魔化和政治化的表现。

因此，气候变化问题，不仅仅是环境问题、碳排放问题或者是能源问题，更是影响一个国家未来经济的发展与生存的问题，涉及到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全方位的深刻的调整。

来源 | 青未来

排版 | 悦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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